今年8月1日，有“最后的英国人”之称的印度著名作家、学者尼拉德·钱·乔杜里（NiradChandraChaudhuri）在牛津城去世，引起欧美、印度知识界和文坛的强烈震动。这位享年近102岁的印度绅士长时间从事传记和历史写作，为东西方的文化碰撞和理解做出了独特贡献。他有句名言，那就是：“当用英文写作时，我不是印度人也不是英国人。我只是一名作家。作家不知道自己的民族。”他的著作光耀着世界文坛，许多人甚至为他没能获得诺贝尔奖金而倍感遗憾。
尼拉德·乔杜里1897年生于印度东孟加拉篾姆星区的齐梭甘（今属孟加拉国），父亲是个律师。1918年从加尔各答大学苏格兰教堂学院历史专业毕业，后因未能通过硕士课程而放弃正规学习。在往后的日子里，他做过政府职员和新闻评论员，对当时圣雄甘地和国大党尼赫鲁的民族主义运动颇有微词。他曾见过伟大诗人泰戈尔，对英欧和印度文化的沟通有着浓厚的兴趣，这也使他身上具备倔强的自由主义倾向。1951年，尼拉德写了首部著作《无名印度人自传》。这本回忆录包括对印度的习俗、等级制度及印度教与穆斯林、印度与英国之关系的描述，并对许多受过教育的印度人为之愤恨的英国价值表现出相反的欣然。评论家认为，自传可以说是关于印英文化遭遇的一部伟大作品，给西方理解印度传统提供了范本。但民族主义思潮高涨的那个年代，不仅这本书在印度“臭名昭著”，而且他本人也被视作最后的英帝国主义者。这以后，尼拉德试图向他的国家客观介绍西方文化，于是便有了包括英、法、意三国在内的首次欧洲文化之旅。1959年，他出版了《走进英国》一书，这反映了他对欧洲文化理解之透彻程度。60年代，这位著名作家又写了两本关于印度文化的书，即《悉丝的大陆：以印度人为题的随笔》和《印度知识分子》。但在1970年，他却被迫永远离开祖国而去了英国，直至仙逝。不过，他当年关于印度从英国独立却将为美国文化所俘虏的预言至今仍常在他的祖国上空回响。1997年尼拉德百岁大寿时，印度总统那拉亚南对他的犀利智慧和才华横溢给予了高度评价。
在牛津的最后30年里，以东西文化之沟通为己任的尼拉德，继续着他的学术和写作活动。70年代，他又陆续写了《非常学者》（最著名的印度学家、德国学者马克斯·穆勒的传记）、《印度的格利弗：政治和心理学随笔》、《印度教：用以生存的宗教》等书。这一段，他更加关注祖国的命运并有更深的理解，其中从心理学和社会行为的角度探讨印度教尤为突出。有人说，这位现代印度文明的无情批评者到晚年把他的视线再一次转向印度，是因为他认为现在的英国是个堕落的文明。1987年，尼拉德以回顾反思的笔调写了《你的手！伟大的无政府主义者！印度：1921———1952》一书。《纽约时报书评》这样说道：“（他）花了毕生经历剔除由他同时代大多数同胞所力举的神话和语录。”一位学者甚至说：“每一个希望从政治和文化上理解二十世纪印度的人必须读尼拉德·乔杜里。”在牛津时期，他曾做过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访问学者，荣获牛津大学荣誉博士学位，而且还被英国女王任命为皇家文学学会会员。
进入90年代以来，年迈的尼拉德表达过“回家”的愿望，但他仍旧是秉持文化交融之印度人（Indian）而拒绝被称作印度教徒（Hindu）。1997年上半年，99岁的尼拉德出版了一生的最后也是最圆满的著作《三个骑手的新启示》。他说：“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统治期间，印度政权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没有有机联系……全部印度教的历史人物只留下两个名字———威克拉马地逖阿（Vikramaditya）和波加拉加（Bhoja－Raja），被应用到所有统治者身上……相反，穆斯林给印度带来了历史知识和记忆，但这并没有创建一种影响老百姓人生的政治生活……所以这为英国统治者在印度政权和印度人民之间留下了建立亲密关系的余地。”这就是他欣赏西方文化的最有意味的原因。另外，这本遗嘱式告诫，还对印度文化和西方现代文明作了评判和预见。其中，“新富阶级正致力于印度的社会腐败”、“今日印度的主要弱点是被绅士主义所俘获”等等警句从综合东西文明优点的角度阐述了过度西化的不良后果。这位固执的世纪见证人，在寻找自由和文化沟通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心中的孟加拉。他用孟加拉语写过《孟加拉生活中的妇女》、《自杀的孟加拉人》等书，那些充满回忆的力作也都毫不例外地打下了孟加拉烙印。
尼拉德·乔杜里其所以能一针见血地指出东西文化各自的优缺点，是因为他具备丰富的印度生活经验和西方文化知识。多年来，他的二儿子、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授克尔逖·拉·乔杜里（KirtiNarayanChaudhuri）也一如既往地继续着沟通东西文化的工作。这些无疑可以给同为东方传统的中国人在思考中西沟通时提供可贵的印度材料。（吴国武）今年8月1日，有“最后的英国人”之称的印度著名作家、学者尼拉德·钱·乔杜里（NiradChandraChaudhuri）在牛津城去世，引起欧美、印度知识界和文坛的强烈震动。这位享年近102岁的印度绅士长时间从事传记和历史写作，为东西方的文化碰撞和理解做出了独特贡献。他有句名言，那就是：“当用英文写作时，我不是印度人也不是英国人。我只是一名作家。作家不知道自己的民族。”他的著作光耀着世界文坛，许多人甚至为他没能获得诺贝尔奖金而倍感遗憾。
尼拉德·乔杜里1897年生于印度东孟加拉篾姆星区的齐梭甘（今属孟加拉国），父亲是个律师。1918年从加尔各答大学苏格兰教堂学院历史专业毕业，后因未能通过硕士课程而放弃正规学习。在往后的日子里，他做过政府职员和新闻评论员，对当时圣雄甘地和国大党尼赫鲁的民族主义运动颇有微词。他曾见过伟大诗人泰戈尔，对英欧和印度文化的沟通有着浓厚的兴趣，这也使他身上具备倔强的自由主义倾向。1951年，尼拉德写了首部著作《无名印度人自传》。这本回忆录包括对印度的习俗、等级制度及印度教与穆斯林、印度与英国之关系的描述，并对许多受过教育的印度人为之愤恨的英国价值表现出相反的欣然。评论家认为，自传可以说是关于印英文化遭遇的一部伟大作品，给西方理解印度传统提供了范本。但民族主义思潮高涨的那个年代，不仅这本书在印度“臭名昭著”，而且他本人也被视作最后的英帝国主义者。这以后，尼拉德试图向他的国家客观介绍西方文化，于是便有了包括英、法、意三国在内的首次欧洲文化之旅。1959年，他出版了《走进英国》一书，这反映了他对欧洲文化理解之透彻程度。60年代，这位著名作家又写了两本关于印度文化的书，即《悉丝的大陆：以印度人为题的随笔》和《印度知识分子》。但在1970年，他却被迫永远离开祖国而去了英国，直至仙逝。不过，他当年关于印度从英国独立却将为美国文化所俘虏的预言至今仍常在他的祖国上空回响。1997年尼拉德百岁大寿时，印度总统那拉亚南对他的犀利智慧和才华横溢给予了高度评价。
在牛津的最后30年里，以东西文化之沟通为己任的尼拉德，继续着他的学术和写作活动。70年代，他又陆续写了《非常学者》（最著名的印度学家、德国学者马克斯·穆勒的传记）、《印度的格利弗：政治和心理学随笔》、《印度教：用以生存的宗教》等书。这一段，他更加关注祖国的命运并有更深的理解，其中从心理学和社会行为的角度探讨印度教尤为突出。有人说，这位现代印度文明的无情批评者到晚年把他的视线再一次转向印度，是因为他认为现在的英国是个堕落的文明。1987年，尼拉德以回顾反思的笔调写了《你的手！伟大的无政府主义者！印度：1921———1952》一书。《纽约时报书评》这样说道：“（他）花了毕生经历剔除由他同时代大多数同胞所力举的神话和语录。”一位学者甚至说：“每一个希望从政治和文化上理解二十世纪印度的人必须读尼拉德·乔杜里。”在牛津时期，他曾做过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访问学者，荣获牛津大学荣誉博士学位，而且还被英国女王任命为皇家文学学会会员。
进入90年代以来，年迈的尼拉德表达过“回家”的愿望，但他仍旧是秉持文化交融之印度人（Indian）而拒绝被称作印度教徒（Hindu）。1997年上半年，99岁的尼拉德出版了一生的最后也是最圆满的著作《三个骑手的新启示》。他说：“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统治期间，印度政权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没有有机联系……全部印度教的历史人物只留下两个名字———威克拉马地逖阿（Vikramaditya）和波加拉加（Bhoja－Raja），被应用到所有统治者身上……相反，穆斯林给印度带来了历史知识和记忆，但这并没有创建一种影响老百姓人生的政治生活……所以这为英国统治者在印度政权和印度人民之间留下了建立亲密关系的余地。”这就是他欣赏西方文化的最有意味的原因。另外，这本遗嘱式告诫，还对印度文化和西方现代文明作了评判和预见。其中，“新富阶级正致力于印度的社会腐败”、“今日印度的主要弱点是被绅士主义所俘获”等等警句从综合东西文明优点的角度阐述了过度西化的不良后果。这位固执的世纪见证人，在寻找自由和文化沟通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心中的孟加拉。他用孟加拉语写过《孟加拉生活中的妇女》、《自杀的孟加拉人》等书，那些充满回忆的力作也都毫不例外地打下了孟加拉烙印。
尼拉德·乔杜里其所以能一针见血地指出东西文化各自的优缺点，是因为他具备丰富的印度生活经验和西方文化知识。多年来，他的二儿子、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授克尔逖·拉·乔杜里（KirtiNarayanChaudhuri）也一如既往地继续着沟通东西文化的工作。这些无疑可以给同为东方传统的中国人在思考中西沟通时提供可贵的印度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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